结婚礼物

辛西娅·奥齐克：结婚礼物

原载《大西洋月刊》2022年9月刊

译：张淏

还是年轻女子的时候，我同一位德国士兵有过一段友好的书信往来，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琢磨我们通信最核心处的沉默。

我高中第一学期的代数入门没及格，后果就是必须要学德语。那是1942年，正是那场战争持续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我们那代人来说总是“那场战争”，即便之后又发生过许多。我上的是一所传统学校，坚持老一套的标准，今天看来大概就老掉牙了。拉丁语要必修四年，再从法语和德语之间选一门。好像没人想学西班牙语。即便有塞万提斯，这门语言还是有那么一点让人有失身份，有点挑衅中南美洲人们的意思，当时他们还很边缘。

和几乎所有人一样，我选了法语。德语，尤其是在1942年对犹太学生来说，是一门叵测的语言，因罪犯的使用而被玷污，从根本上令人拒斥。对欧洲犹太人的大规模谋杀已经在发生了，那年臭名昭著的90分钟万湖会议 系统地成文了“犹太问题的最终方案”，那是文饰罪行的诸多德语词汇中的一个。“驱逐”这个词让人想起一种带有威权色彩的尊严——比如拿破仑被驱逐到厄尔巴岛——数百万手无寸铁的犹太人被从家中拉走，这个词像纸一样糊住毫无遮掩的野蛮行为带来的恐怖。只因为代数不及格这项罪名，我就要受罚学习德语吗？

然而，德语教师——伊芙·兰格女士、语言学博士——还是按合同出现了，德语系和其中四学期的课程也一样。德语必修课坐满了人——多数人都是拉丁语不及格，没有谁是基础代数不及格来的（我意识到了这点）。一些人是一战后德国移民的小孩，在家听德语，但是不会说也不会读。对于这部分人，这门语言没有任何威胁或恐怖的意味：他们从中感到的是家族渊源的乡愁。

我们的老师是一位在德国出生，有灰色头发的中年人。她可能是刚刚逃过希特勒种族屠杀的犹太难民，到纽约某个地方安身。她的孩子们，大多在柏林、维也纳、安特卫普、巴黎长大，不得不按语言部门的要求消除口音，可在我们的课上，那特定的时刻里，兰格博士会督促我们学会完美的德语。无处不在的“ch”对美国舌头来说尤其困难。正是这个在痰音和咝音之间刺耳的辅音常常在战时的反纳粹电影里被嘲弄。在兰格博士的威严下，这个音同变音符一起获得了尊重。她希望把我们引诱到这门语言的夸张精巧中去。她教我们令人目眩的“高地德语辅音推移”带来的语音变换，让我们为之惊叹。

每种语言都守卫其自身的习惯。拉丁语有种撩人的魅力——句法格的完美逻辑、离格独立片语的无常变幻。它保留了废墟中的肌肉（西塞罗）和死后剧痛中悲剧的美（维吉尔）。希腊语关身语态既不是主动也不是被动，其细微之处贯穿《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希伯来语，古老却仍在使用，近来重获活力，其三个字母的灵活词根可以通过前缀和后缀表示过去和未来、视角和关系。

可德语呢？德语的复合词——名词和名词勾连，概念和概念相接——包含浪漫而难以名状的感情，难以琢磨的渴望、文学的含义、哲学的暗示：Fernweh、Weltanschauung、Bildungsroman、Doppelgänger、Weltschmerz（对远方的愁绪、世界观、成长小说、分身、对世界的悲观之痛）。马克·吐温把这些多音节拼合的概念讽刺为“字母的队列……在纸页间庄严行军”。近来此种显露情绪的组合构造在纳粹德语中泛滥，比如Volksschädlingsverordnung，“人民害虫法”。是不是有可能这就是他们在万湖说的那种德语，用来密谋犹太人聚集区、集中营、死亡行军、饥饿、斑疹伤寒、壕沟、射杀、集中营中的挑选、毒气、焚烧、渐渐垒高的灰土，是残酷本身的故意设计？每种语言都承载各自的历史。

战争末期，1945年，从那段历史里浮现出来的越来越多。在电影院放映专题片和动画的间歇，一个推动巨大扭曲尸堆的英国推土机在电影院里一遍又一遍地放。记录见证暴行的研究开始涌现。彼时“大屠杀”这个词还没有被广泛使用，当这个词被使用时，它填补了一个空虚之处：“战争”表示两个或多个武装力量的战斗，而欧洲犹太人既不是参战方也不是敌人，他们是，或者曾经是，同样的公民。

然而这些涌现的事实几乎没能进入公共意识之中。差不多二十年后，泰雷津、奥斯维辛、达豪、贝尔根-贝尔森这些词语的含义才在大众话语中扎根。我上高中的那些年，从1942年到德国战败，基本没有受到影响。暑假的时候，那些没有去度假或去做夏令营导师的同学结伴给美国士兵写爱国信件。实行了食品配给，但没有人挨饿。人们哀叹尼龙丝袜短缺。成千上万的年轻男子被征召入伍。

尽管有意识地抗拒，我还是更深地接触了德语。我记得有一次试图模仿一首民谣，到处使用或希望使用高地德语辅音偏移：Zipf, zopf, tip-tapped a cane. 尽管我努力写出的德语中到处都是句法错误，兰格博士还是很宽容。她只是这样评价我写的东西：“Zu viele Fehler auf der letzten Seite”——“最后一页的错误太多了”，而忽略其余的部分。我记得为冷清的德语俱乐部画过海报；我对德语的态度是不是变得缓和了？我掌握了许多语法：Aus, außer, bei, mit, nach, seit, von, zu, gegenüber这些介词后搭配二格动词。我在毕业典礼上得了个“德语奖”，奖品是一本关于19世纪德国绘画的书，一本奢华的画册，颜色鲜艳真实，印在精美的亚麻纸上。后来我知道，根本没有什么给毕业生的“德语奖”，从来没有过，是兰格博士自掏腰包买的那珍贵奖品。

上大学的时候我读了歌德的史诗《赫尔曼与陀罗特亚》、莱辛的滑稽剧《明娜·冯·巴恩赫姆》、席勒的诗剧《玛丽·斯图亚特》——都是人文主义的经典——而在欧洲，烟囱冒出的臭气还没有散尽。德国正在崩塌，城市被炸成废墟，人民茫然而消沉。柏林，不久前还挂着成百上千的万字旗，如今被分成了两半，一半分给了胜利的苏联人。希特勒还曾承诺征服和生存空间，现在雅利安的狂热被压灭了，雅利安信仰被钝挫了。与此同时我正投入在歌德、莱辛和席勒之中。

我和卡尔·古斯塔夫·施佩西特的通信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到底是如何开始的我记不清了，但我猜是和战后的一个交换项目有关，美国人给外国笔友写信，对方用自己的语言回复。双方都能帮助对方提高语言能力。双方对彼此都一无所知。然而最开始的时候，卡尔·古斯塔夫·施佩西特告诉过我，他在东部前线当过兵。士兵？那就是德国国防军了，即所谓的常规部队，不久后其同党卫队犯下的公然罪行的牵扯就大白天下了。东部前线？那就是斯大林格勒了，那场战役击垮了德军——打散的军队遇上严重的补给不足，没有食物，光着脚死在俄罗斯的寒冬中，死伤和俘虏超过了七十万人。（补给列车此时正在别处运送人员。）1945年5月7日，德军向盟军正式投降，5月9日向苏联投降。

对于卡尔·古斯塔夫·施佩西特的自我介绍，我回了一封礼貌的信。除了这一条关于他经历的信息——他到过东部前线——他的信中没再提过别的经历。我也没再追问。我说了自己的情况：一个美国学生，爱好文学，对外国语言着迷。我还被卡尔·古斯塔夫·施佩西特的说话方式吸引了，浓浓的书卷气，文雅极了。如果我忽略他近期的历史，我会把他想成友好开明的样子。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人文主义者。但是他从不拐弯抹角，或者刻意避免如此。他的语调就算是引人微笑，也明显只是出于幽默。说到底他很真诚。很明显，他在通信中感到愉快。我也是。

几十年后回看那段时光，显得有点诡异——甚至疯狂——一个纽约的年轻犹太女子在同一名忠于国家职责的士兵保持友好通信，那德国士兵不久前就在东部前线服役，他属于那个构思和执行了“人民害虫法”的国家。我就是那“害虫”之一。而且我还完全不知道他的年龄、他的家庭，或一丝半点的内心想法。对他表现出来的想法我却了解了不少：艺术、哲学、古罗马历史，还有他精通的语言，英语、法语、希腊语、拉丁语。我们的共同点是都有一本《埃涅阿斯纪》，会一起动情地谈起葬礼火堆上的狄多。一种无名的沉默处在这一切的中心。

不过，有一次，只有一次，他写道，“Ich hasse keine Rasse.”，”我不恨任何种族”。这句话就像真空中的一粒尘埃一样飘在那里。

1945年6月，德国投降后的一个月，我的哥哥从牙科学校毕业，被立刻派往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的格兰特营，加入军事医疗队，少尉军衔。他那年22岁，被分配住在单身军官的宿舍。距离格兰特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罕布什尔营，那里囚禁着德国战犯。这样的营地散布在中西部各地，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战犯远离大城市，同时也在农场和工厂人手不足的时候补充劳动力。德国人得到的工资和美国人完全一样。他们吃同样的饭，在营地储备充足的食堂肆意吃喝。那里有各式各样的娱乐——电影，有德语的，由公共图书馆提供，还有囚犯自己组织的演出。他们被允许频繁自由前往镇中心的餐厅，而那里却因吉姆·克劳法 拒绝格兰特营的美国黑人士兵进入。德国人和当地人的友谊发展迅速。他们被释放和遣返后，成千的前战俘回来成为了美国公民，有很多通婚的情况。

一个暴风雪的深冬夜晚，冻雨横飞，冰霜覆满树木、道路和小径，我的哥哥收到从罕布什尔营打来的充满歉意的电话：有紧急情况。另一位本应执勤的牙医不见了，而这个时候没有轮到我哥哥上岗，可他会不会立刻过去？一个德国军官，一名中校，正在痛苦中大叫。他的半张脸肿了起来，溃烂的磨牙阵阵跳动，疼痛难忍。

我哥哥深受震动：他曾立誓服务、支援、治愈、修复。但是，这里不期遇到的却是一个纳粹士兵，一名中校，曾经下令让他人服从，自己也有服从的义务——去做什么？这名中校串通其中的本质是什么？他有没有下令挖过沟，让女人们光着身子抱着孩子排着队在边上被射杀后倒在沟里？

一阵冰冷的风刺向我哥哥的眼睛，到牙医的办公室还有一段遥远艰难的路途。一个正受苦的人在等着他，一个投身“犹太人是人民害虫，与别的害虫无异”的信条中的人。齐可隆B，一种常见的杀虫剂，死亡集中营里用的毒气，是德国公司法本公司（IG Farben）制造的，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拜耳是其子公司。尽管拜耳公司于1918年失去了这个商标，这个名字仍然普遍用来指阿斯匹林，治牙痛的常用药。

我哥哥的思绪里闪过这些残酷的联想吗？我说不好，但他知道必须要做什么。

他按自己的技能和事情的紧急度行事，注射了止疼药。他像同任何别的病人那样说话，安慰病人，解释下面的操作。他为康复期开了处方。所有这些帮助病人的步骤完成了，难以忍受的疼痛得到了缓解，那个德国人无所顾忌地因感激而啜泣。

然后，我哥哥做了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做的事。他实施了惩罚。

“Ich bin Jude.”（我是犹太人），他说。

我和卡尔·古斯塔夫·施佩西特的通信在对分歧的察觉中持续着，在我这边是这样，在他那边可能也一样。可我的生活要有转变了，我们的通信变得稀疏。1952年，我结婚了，我们的通信也终止了。

在时间的流逝中，我对他的好奇心有所减弱——毕竟他离所有要紧的事都很远。那之后，随着对纳粹历史研究的加速——一场八十年后的今天还没退去的潮流——有越来越多的东西在以难以估量的规模被揭示、记录、分析和评估，那些从战败德国士兵的来信就显得更加不可思议。

部分由于战后的美国援助项目，马歇尔计划，德国在经济上完全恢复了，也日益成为民主政体的范本，并在公共活动中表示愧疚和懊悔，这包括成百上千的宣言、纪念碑、教科书，以及对以色列国和大屠杀遇难个人或他们幸存的亲属的补偿。可是，在这个新的德国，对于卡尔·古斯塔夫·施佩西特来说，有什么适合他的才华和学识的呢？东部前线的结局给他带来了什么？

我对挖出他的情况的好奇心意外强烈。我想，如果他留下过什么引人注意的东西，或许可以在《国际名人录》的某一卷中找到他——但是哪一卷呢？我在公共图书馆勤奋地翻过一大摞可能有相关日期的页面，从1947年到后面几年可能和后来的他有关的时间。他的名字没有出现。我托朋友去德国到电话目录里查——可是在哪座城市呢？徒劳；什么都没有。然而我拒绝相信卡尔·古斯塔夫·施佩西特那个我了解且欣赏过的头脑没有以任何可公开辨认的方式在人群中凸显出来过。

那时候对大屠杀的研究的兴趣压过了一切；我读了一本又一本大屠杀的历史——威廉·夏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劳尔·希尔伯格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露西·达维多维奇的《对犹太人的战争》、克里斯托弗·布朗宁的《普通人》，还有些别的。我见到大量的幸存者口述见证，许多是在电影里，破碎的声音讲述残酷的屠杀。通过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我吃惊地发现了我姨姥（姥姥最喜爱的姐姐）的命运，她用意第绪语写的许多鲜活机智的信被保存在一个阁楼上的书包里。我发现，她和白俄罗斯的一座中型城市博布鲁伊斯克的所有人一起，在一个夜晚成队前往一座飞机场，在那里被成规模地射杀了。

互联网时代到来时，所有长久以来无法知晓的东西都跃然出现在了生活里。这是我在维基百科上找到的：

但是他已经去世很久了。他只活到了64岁。关于他的家人、晚年、婚姻、孩子都只字未提。完全没有提到那场战争。他最后的居住地写的是瑞士的圣莫里茨，表明了在奢华度假胜地安享的退休生活。让我格外吃惊的是，这个后来成就一番卓著事业的人只比对面那个辛勤和气地写信的学生大六岁——而他不也是同样礼貌回复吗？他难道不着实就是歌德、莱辛、席勒这些人文主义者的继承者吗？说到底，他把他的才智和专业都献给了对老者、病着、弱者的主动扶住，这不至少在精神上贴近他的话“我不恨任何种族”吗？如果他还活着，我会希望从我们中断的地方继续往来吗——他会吗？

1945年，溃败的国防军正逃离胜利的苏军，我通信的对象距离后来成为的知名学者还远得没有踪影，此时另一位日后注定成名的社会学家正在泰雷津集中营收集笔记，犹太人正在那里等着被运往奥斯维辛。他出生时的名字叫汉斯·君特·阿德勒，生在布拉格的德语区。可是汉斯·君特也是一个纳粹地方官员的名字，是艾希曼的副官，阿德勒在大部分的人生里都只以名字的字母缩写为人所知：H. G.。他在查理大学（布拉格大学）浸淫在德语精英文化里，学习音乐、文学和哲学；他那时开始写诗，后来从没放弃过这项志业。

希特勒1939年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三年，布拉格在党卫军掌控下，阿德勒被送往泰雷津，从那被运往奥斯维辛，短暂停留后，又先后去了两个别的集中营干重活，都是布痕瓦尔德的卫星营。泰雷津是德国的一种邪恶的社会发明，在那个有机体中，每部分都和另外的部分牢固结合；那也是一种逐渐抛弃的机制，根据送往奥斯维辛的运力瓶颈，可以加速或减速抛弃。尽管物资极度贫乏，生命在其中消耗致死，可并非公开被设计为死亡营。那里有医务室，是通往运输车厢的漏斗，有堆满没收书籍的图书馆，有苦心编制的学校课程，有自发的讲座、音乐会和演出，这表示了犹太人保存文明残存的意愿，即便在这里。在万湖做出的决定把那里命名为老人退休设施。权力表面上属于犹太管理组织，长老会，负责监督囚徒的福利，但也在需要减员的时候负责提供被送往“东部”的犹太人名单。

1944年6月23日发生过这样的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在丹麦红十字会的施压下获准进入泰雷津了解情况。他们在党卫军的陪同下，只被带去探访特定区域，他们在那里看到正常运转的商店、刚刚铺好的花园、新近粉刷的营房，所有住处都不超过三人居住；一出儿童歌剧（《布尔迪巴》，孩子们自己演出）、一场卡巴莱演出，甚至正在进行的足球比赛，全都在党卫军的指挥下进行。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一个假冒常态的波将金村庄。那里的日常现实远非和谐：过度拥挤的住房，受害者睡在地面的稻草上，或缩在冬天冰冷的阁楼上；食物匮乏、腐败；瘟疫肆虐。无论红十字的代表团是真的被骗了还是自愿上当，他们准许了这个被视为模范的纳粹犹太村庄。来访者走后，转运继续。泰雷津的15000名儿童当中，只有100人幸存。被送往各死亡营的所有人里，4%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活了下来。

阿德勒是1942年2月到的那里，和妻子格特鲁特还有她的父母一起，她是一位医生和医学学者。除了抓住私下相会的机会，他被和格特鲁特分开，格特鲁特负责照看医务室，他通过痛苦无比的诗和秘密字条向格特鲁特吐露他看到、感受到和理解到的一切。关于在营地的前几周，他回忆道：

阿德勒做砖匠的苦工，极力避免同犹太当局来往，因为他们为党卫军安排去奥斯维辛的配额——尽管是在胁迫之下——而沾上污点。他们自己最终也没能摆脱同样的命运。然而阿德勒和其他人并无不同地评论了那个假象，“如果一个人是诚实的，”他反思道，“他也会在愧疚的诅咒中认出自己，如果他能够理解邪恶，明白自己陷入了同时作为施害者和旁观者的机制之中。”施害者这个词或许过于严苛怪诞，可是阿德勒确实参与了“死亡戴上过的最具地狱气息的仪式面具”。他参与维护过那里的图书馆，做过文学谈话活动。一次谈卡夫卡的手稿原件保留了下来，今天还能读到完整内容。而且，卡夫卡最亲近的妹妹奥特拉也在听众里边。后来，她私下找到他，“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他。她，也一样，被送去了东部。

1944年10月12日，当月的转运配额轮到了阿德勒和他的家人。格特鲁特的父亲已经死了，剩下的三人和其余上千人一起被送到了奥斯维辛。刚到那里几分钟，格特鲁特的老母亲就被挑出来去毒气室。格特鲁特不想让她一个人死去，选择和她一起去。

1945年4月，胜利的美国人靠近，党卫军逃跑。阿德勒从劳动营逃跑，独自回到了布拉格。

阿德勒在社会学上的权威作品《泰雷津1941—1945：一个受胁迫群体的面目》在伦敦收笔。他意识到战后共产党接管捷克斯洛伐克又会威胁他刚刚重获的自由，于1947年去了英格兰，在那里遇到了贝缇娜·格罗斯，和她结了婚。她是位雕塑家，是从布拉格来的难民。他在这个时期写的每一部小说——《旅途》《全景》《墙》——都是对他所见、所承受的一切的隐喻式的再现，唤起这些经历令人不安的超现实的本质，同时略去名字和事件的确切细节。这些作品和他事实严谨、出处详尽、数据主导的特雷津作品显著不同，后者于1955年发表，得到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其中引述了马丁·布伯和格儿肖姆·肖勒姆写的信。彼得·菲金斯是阿德勒在美国的译者和传记作者，说那本书“部分属于史学，部分是社会学，部分是精神分析……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度，隐含的叙述却引人入胜；量化研究冷峻客观，而道德声讨严苛无情。”那本书的出版让阿德勒立刻引起人们注目和称赞，而他的小说、诗还有别的文学写作却在数十年间没能得到过同样的待遇。他收到越来越多的演讲邀请，不仅走出了寂寂无名的状态，也摆脱了作为难民的经济窘境。他作为演说名人的成功是得到了生在法兰克福的哲学家泰奥多·阿多诺的支持，阿多诺也是纳粹治下的难民，曾在加州避难，1949年回到法兰克福创始了重塑德国政治文化的运动。阿德勒备受赞誉的文学漫谈系列广播节目是在德国发表的。

而在此时此刻的德国，我们想象一下，两位知名的社会学家可能见过面：卡尔·古斯塔夫·施佩希特和H. G. 阿德勒。两人经历如此不同，却有如此相似的背景。两人都是具有罕见造诣和原创性的知识分子，都是德意志精英文化的产物，都沉醉于对事实的理论分析及其与实证研究的融合。两人都受启明社会黑暗的驱动——却也正是在此有所不同：一个是要改善现状的不满意之处，另一人要记录永远都为时已晚无法擦去的痕迹。

然而，阿德勒也是诗人和小说家，卡尔·古斯塔夫·施佩希特不是。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更深刻的差异，超过一人属于造就奥斯维辛的国家，一人是前往奥斯维辛的运输车箱里被编号的一员这个无情的事实？

种族——那个在纳粹装扮下的恶毒的词语——为什么和我的通信伙伴没有写下去，到那个词无可阻挡地把他带去的地方？说到底，他肯定知道，感觉到，猜到，或者推断到：纽约，一座犹太之城。他全然无知地陷入了那个词语的网。语言交换这项令人羡慕的教育探险像抽彩票一样——从数量巨大、构成多元的学生群体里——抽中了那个种族中的一员。 是这个原因让他沉默吗？

1941年，德军正向莫斯科挺进，企图吞没苏联——卡尔·古斯塔夫·施佩希特身处其中——在路上搜寻脆弱的犹太人聚集的村庄，派出特别行动队，那在无情的入侵初期遍布各处屠杀犹太人的行刑队。无论是否参与其中，卡尔·古斯塔夫·施佩希特见证过这般大规模屠杀，或者至少对此知情。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谋杀，有的死在深坑和壕沟里，有的在毒气室里窒息。

是这事让他沉默吗？

在我们的通信终于停止的时候，是戛然而止而不是渐渐停下，我最终觉得不是。

我结婚之前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候，1952年，收到一个从德国来的包裹。扁平的方形包裹，为了不被碰坏，包了好几层，显然是个贵重的东西：卡尔·古斯塔夫·施佩希特送给我的结婚礼物。一起收到的还有一个字条，都是些祝福的客套话。我感到吃惊和感动；我们从来没有如此私人的来往。这礼物表达的不是一套深邃优雅的文学观察，而是处在生活中的人的热情。总之我第一眼是这么觉得的——一份结婚礼物！

一层又一层包裹之下的果然还是一本艺术书，和我珍惜的那本兰格博士假装成毕业礼物的书一样纸张厚实，可是这本书在外观上的各方面都更差，用廉价、劣质的纸制成，显然是战时物资稀缺的产物。兰格博士的礼物富于颜色、变化、拱顶、门廊和戴着历史饰物的鲜活的人物，而这里只有黑色墨水刀伤般锋利痕迹遍布每一寸纸张——描绘毁灭的版画痕迹，关于废墟的几何形状。图注说那是科隆，所有德国城市中受轰炸最多的之一，后来被称作“不列颠之战”期间每晚轰炸的目标。著名的中世纪大教堂留下来了，可是众多学校、邮局、医院、小教堂、大学、报社、旅馆、电影院、公寓楼、商场尽毁其中，20000人死去。一座正常运作的城市被彻底毁灭。轰鸣中的城市，参与或者没在参与战争，带着无拘束的日常生活，烟消云散了。 一个学识丰富、感官敏锐的人如何落入了如此可怕的矛盾之中？

卡尔·古斯塔夫·施佩希特的“我不恨任何种族”缩到这些尖厉的黑色刻痕的面目背后。那么，为什么，他还是写下了那为自己开脱的话？只写下一次，转瞬之间，不够吸一口气的功夫？我明白了。他从一开始就看出我无言的怀疑，指控他的罪行，而他否认任何罪状，甚至抗拒分担集体的罪。此刻他在告诉我其中的理由。一报还一报。

我合上布满黑色刻痕的书。我从来没声张过这本书。我再没有打开过它。如果他不是在妄想，他就是故意撒谎的人；如果他不是故意撒谎，他就是铁石心肠；如果他铁石心肠，那是因为他被扒去了对善良的想象和清晰的洞察力。战时的报复行动——同一时刻，伦敦正在闪电战中遭受轰炸，尤其是犹太人聚居的东侧——是不是和死亡营的发明一样令人毛骨悚然？在科隆被战争撕碎的日常生活是不是能等同于朝不保夕的泰雷津，那个通向奥斯维辛的地方？科隆是不是抹除了那些绑架、掠夺、射杀、毒气、火化厂的意义？

大半个世纪以来，到了21世纪，这些问题让我一直思考一个长久的谜。和我通信的人绝不是一般的思考者，他后来成了成功的社会学家。一位才智丰富、感官敏锐的人如何落入了这可怕的矛盾之中？至于“我不恨任何种族”的话，即便现在这些音节还悬荡着，独自藏在谜一样的真空中。假如，一次又一次地，他像我一样回想起我们往日的通信，他会不会用分析实证研究中的事实的目光看待它们？或者，他明白吗？他真的明白吗？

不，结婚礼物说。

我不记得那礼物后来如何了。这么多年过去，它会不会在阁楼上同我姥姥最喜爱的姐姐从博布鲁伊斯克写来的信散落在一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