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刘香成先生指着巨大幕布上的旧报纸头版照片，向观众解释二十世纪新闻摄影史上的一个瞬间：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12月25日宣布苏联解体，刘香成作为美联社的记者在现场躲过安保人员的阻挠拍下戈氏合上讲稿的瞬间，在众多记者的嫉羡的目光中带着胶卷跑出克林姆林宫，经由美联社将图片发往世界各大媒体兜售；第二天，照片占据了诸多主流报纸的头版，后来成为二十世纪的经典影像。刘香成说，这张照片中的苏联时代不是即将或已经结束，而是正在结束。这张照片成为经典无疑同捕捉这张照片的长期职业准备、眼力、技术以及运气有关，这些因素造就了这样一幅画面。而这张照片的经典化，除了其画面本身的品质外，则同那个时候新闻照片的生产和分发模式不无关联，甚至可以说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一种用单张照片报道新闻事件的审美和职业追求。
九十年代初，报纸仍然是最重要的新闻分发媒介之一，占据读者注意力最多的的头版是有限且宝贵的资源，因此为最重大的新闻也常常只能分配一两张照片的版面，这就需要有一张单幅照片在形式和意义上同特定的新闻事件高度契合。供图片编辑选择的照片来自同样在场的众多摄影记者，这些摄影师很多不直接受雇于最终发表照片的机构，而由美联社这样的通讯社委派，为他们提供物质和外交上的支持。通讯社拿到图片后向各大媒体推销，据刘香成对那个时期的回忆，各个图片编辑的最终选择往往集中在很少数同样的照片上，如果被美联社派往莫斯科而在一段时间内没有照片见报，则很快会被撤换。可见，在少数人能拍照片的时代，尽管能够出现在新闻现场，有相机且和新闻机构有一定联系，摄影记者仍然面临很大竞争，这种新闻生产的方式也将其推崇的单幅图片报道的审美传递至处在一线的摄影师，成为从选题到拍摄的指导原则。
照片最初发表后，可能有更长远的命运，个别因其形式上的魅力、新闻事件在历史叙事中的独特地位或别的原因进入画廊和美术馆系统，被一再排列、展示和解释，从而成为经典，进入艺术史的视野。二十世纪这种情形最典型也较早的一个例子是卡蒂埃-布列松，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于1947年为其举办的展览不仅对于布列松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对将摄影纳入艺术体制也意义重大。1952年出版的布列松影集原名“匆忙中的影像”，英文版定名“决定性瞬间”，后者成了概括这种审美的通常名称。在艺术世界的传播一久，其最初的拍摄作为新闻图像生产的一个环节这个场景就逐渐淡化了，可是后者着实对创造那样的图像有深刻的影响。
刘香成早年在纽约城市大学的亨特学院学习时，引导其进入摄影领域的老师是著名的乔恩·米利（Gjon Mili）。米利最知名的照片，如为毕加索拍摄的用光点在空中画画的照片，是为《生活》杂志拍摄。《生活》代表了从二战到战后一段时间里图片报道的黄金年代，可是从1978年起，由于开支上升、广告收益下降，《生活》被迫从周刊减为月刊。刘香成为美联社工作的时候，对于像卡蒂埃-布列松、米利这些更早的摄影师来说，摄影报道的处境早有变化，对过往黄金年代的追忆大概也由来已久了。如今，互联网再次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方式，又一次改变了摄影师的工作方式。刘香成在回顾过往工作的时候感叹今天的图像泛滥，人们对观察的敏锐度和选择图像的慎重降低了。他也说，人们对世界、对他人生活的兴趣依然重要，由此出发拍摄的照片依然宝贵，影像对于当今世界不同文化和政治间的理解尤为重要。
感念旧时代的好处是人之常情，有限新闻版面带来的摄影审美确实具有魅力，可也不乏缺点，新的技术和媒介大概也会带来新的好处。这个话题过于宽泛，但是仍然值得浅谈一点。过去摄影师拍了若干照片，提供给图片编辑，最终发表由编辑决定，被选中的图片可能是最契合文字报道内容的那一张。尽管摄影记者和编辑可能对好的新闻图片有某种默契，但这样的工作模式也带来不少问题，比如一个事件由一张照片概括很可能偏狭，对报道照片的解释由编辑引导可能脱离拍摄的情境。当拍摄者也是图片说明的撰写者的时候，摄影师的工作模式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变，同样也会产生新的审美和新的工作方式。有一个网站，叫 Photocaptionist，“图注（图片说明）者”，专门关注图像与伴随图像的文字之间的关系和由此带来的可能性。今天的网络平台，若干图片和若干文字的组合模式对任何人开放，图片的拍摄者也是文字的书写者，摄影师也是“图注者”的时代或许也会成为未来的人感念的媒体环境。
